如果简单回溯一下“德国模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有两个贯穿始终的关键线索🧜♂️：一个是“德国模式”是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逐渐形成并脱颖而出的；另一个是经济走向强盛和公平的社会分配走向完善在德国始终是一个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过程，和谐社会一直是“德国模式”的基调，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很强的张力🫡。特别对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在捍卫其利益诉求上👱🏿♂️，社会民主党始终扮演关键性角色。
“德国模式”的传统奠基于德意志帝国时期👩👩👦，19世纪后半期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导致巨大的社会财富分配鸿沟，工人阶级存在“普遍贫困化”现象🕗，因而组织起来🤔，向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改善其生存状况的诉求🚹，对当时的“现行”制度和秩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在这场旨在推翻不合理现行制度的社会运动中发挥动员、组织和领导的重要作用🥣。
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保守派主张对工人运动予以镇压，自由派认为只有借助市场机制，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鸿沟🙎🏿，实现普遍的富裕👐🏻。由首相俾斯麦主导和推动👉，德意志帝国最后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借由1878年通过的“反社会党人法”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社会党人展开了镇压行动；另一方面，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建构大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于1883年、1884年和1889年分别颁布“疾病保险法”、“意外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用社会立法的方式建构起德国社会保险体制主体框架，并一直延用至21世纪🧛🏼♂️。
由此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逐渐平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开始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在现行“体制”框架里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德国这一体制建构也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陆续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由国家承担起社会财富“再分配”职责📇，从而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对峙。这一“欧洲模式”的基调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开始建设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即在依靠自由市场竞争机制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基础上，由国家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形式进行“二次分配”⛹🏿♂️，实现兼顾“效率”和“公平”🍻，而社民党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有力“推手”。例如1969年在战后第一次获得执政主导权之后🐡，社民党全面地拓展了德国的“社会安全网络”，勃兰特政府1972年展开“养老体制改革”，让养老保险覆盖到“非就业”群体如自主创业者、家庭主妇、学生和残疾人等，并且使退休年龄灵活化🏰，使提前退休并领取退休金成为可能🐬。同时对医疗和意外保险也进行了调整，让职员🙇🏻♀️、农民🔫、大中小学生和儿童也能够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还建立了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坚固由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支撑的“社会安全网络”🐊。在宏观层面上，德国建立了集体“协议工资”制度，以行业为单位，每年由雇主协会和工会通过协商达成“集体协议”，重点规范行业内工资待遇的涨幅。在这一制度安排之下，各个行业的工资待遇都进入了不断上升的发展轨道。虽然政府的作用应该仅局限于为“集体协议”搭建制度和法规框架，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社民党主政期间👆🏼，曾经在联邦政府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资委员会🏄🏼♂️，由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的代表参加，以便“协同行动”，在此基础上，政府发布经济发展状况报告和对上一年工资政策的评论，对劳资双方的谈判产生了有力影响，对保护劳工权益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微观层面，社民党施密特政府执政时期于1976年推出了“共决权法”，将1951年阿登纳政府时期通过的相关法律即仅在煤钢行业实行“企业共决权”拓展到所有行业，并且规范只要雇员超过5人🗼，员工在企业中就享有“共决权”，主要在解雇、工作时间模式和职业培训等直接牵涉员工利益的问题上🙅♂️，与雇主双方“共同决策”🐛，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雇员的权益👩🏿🦲。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工人运动，虽然经历了战后的转型，但是其代表劳工诉求的基本立场和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改变👨👧👧，它推动了战后德国完善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使“社会公正”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由俾斯麦的“社会立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模式”👩🏼🔬，充分彰显了其“以人为本”的“文明”色彩。
回溯“德国模式”的传统😟，不难发现，“2010议程”向社会保障体制开刀，恰恰是由社民党政府开启的战后最大规模的改革🕵🏽♀️，社民党这么做，在一些支持者看来显然“背叛”了社民党的“初心”和基本立场，而且也“冒犯”了工会🦏🧜🏽♂️，这一议程的多项改革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强烈抗议⇒。社民党精英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却为“资本”放飞而抛弃了它的民意基础劳工阶层🤸🏼，“精英”和“民众”的裂痕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强势的资本被“放飞”之后🕵️♀️，在国际市场如鱼得水🐦⬛，成为德国成功的标识和名片，而这成功背后，弱势的劳工不仅没有分享成功的果实，反而只能被“围困”在本土，而且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也不断在被剥夺👨🏼🦲，因此难免不让人对如此的全球化进程产生质疑，从而形成了德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一股张力。
一个非常德国特色的拷问是：如果只有通过社会福利的削减把本来很弱势的社会群体更加边缘化，以使德国赢得“全球竞争力”📜，那么“德国模式”是不是要告别俾斯麦🧎➡️、告别其一百多年来延续和发展的传统🔗、从而走向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如果这样的话🛐，一直尝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德国模式”是不是有走向破产的潜在危险？这正是一些德国民众内心深处对“2010议程”的质疑和焦虑所在。这恰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